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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使命与责任》摘录

Little White(站长) 没有评论   /  2016-10-03

《教育的使命与责任》摘录 [引用 2007-9-14 20:08:37]

 

《教育的使命与责任》
肖川 著
(肖川教育随笔之三)
岳麓书社,2007年4月

一个真正的公民,他既不是唯命是从、逆来顺受的草民,也不是明火执仗、以暴制暴的暴民。公民对于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不仅具有认同意识,而且还有自觉意识。一个真正的公民,应该将自由、平等、博爱、和谐、幸福、人权、民主、宪政、法治、和平这些人类共同创造的普世性价值看做是自己的个人目标并正确理解之。

 

没有使命感的教育是盲目的,没有责任担当的教育是轻薄的。“我们不停地跑,争取领先,但是总有一刻需要停下来想一想:这条路是通向梦想还是通向深渊?”真正的教育不仅应该具有效率和效益,更重要的是要具有灵魂,具有坚定而明确的价值追求。使命与责任赋予教育以高度和灵魂。

 

善的生活,即体面的、有尊严的、负责任的生活,精神高贵和优越的生活,正直与光明的生活,富于德性的生活,充满了同情与关爱的生活。而好的生活是能够感受到惬意与轻松,感受到内心的充实与和谐,感受到精神与物质的富足,感受到心灵的舒展与个性的张扬。善好生活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生命历程,是一种“不惑、不忧、不惧”的生活。

 

大量的研究业已表明,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学生的家庭文化背景,其次才是教师的素质,第三才是学校的课程与硬件设施。

 

“头脑是满的,心却是空的;时间是满的,生命是空的。”

 

“人若受过真正的教育,他就是最温良、最神圣的生物;但是他若没受教育,或者是受了错误的教育,他就是一个世间最难驾驭的东西。”(《柏拉图论教育》,《法律篇》,第1卷第6章)

 

早在一百多年前,章行严先生就指出:“中国人之思想,动欲为圣贤,为王者,为天吏,作君,作师,不肯自降其身,仅求为社会之一分子,尽我一分子之义务,与其余分子同心戮力,共齐其家,共治其国,共平天下。”即使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中缺乏的仍然是平等的意识:总是将自己放在普通的民众之外,而不是民众之中。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不断地问,我不断地想。我终于发现,我们的文化中缺乏博爱的精神元素。

 

我深切地感到中国人是比较讲亲情,而不太讲博爱。而缺乏以博爱为精神底色的亲情也就难免打上世俗与功利的印记,从而变得不那么纯粹、博大和厚重。自古以来,我们的社会中就弥漫着对强者的仇恨和对弱者的歧视,充满着对特权的追逐和眼热,而对于公平与正义的吁求和呼唤,是那样的稀缺和微弱,这恐怕是许许多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中的中国社会,原来以历时形态依次更替的不同文明时代的价值观念共时性地存在着。这些不同文明时代的基本文化精神在历史演进中都表现出某些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又都展示出内在的某种缺陷和弊端,表现出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冲突。这一现象必然反映在我们的教育中,反映在学生的生活世界中。

 

所谓“教育家”,他必须至少符合以下两个标准的一个:一是代表他所在的时代,具有原创性地回答了教育理论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提出了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命题,其理论影响了同时代人对教育的整体认知和理解,丰富着人类的思想宝库。
二是其实践探索影响了同时代的人的教育行为方式或丰富、提升(或改变)了人们对教育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树立了具有时代精神的教育者的人格风范,这种影响并有可能延续下去并融入教育的传统。

 

作为一个教育家的首要条件就是:他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他坚定地反对一切个人或利益集团利用教育来谋一己之私利,有“面对强权说出真理”的胆识和勇气。其次才是热爱教育,关注人的成长,对人生和社会抱以极大的热忱;他对人性有深切的理解,并知道如何去引导成长中的个体求真、向善、臻美。
一个人的学术能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问题的发现与提出的能力、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的能力、概念的生成与厘定的能力、作出学术命题的能力、设计研究过程的能力以及对学术前沿的敏感。

 

中国文化传统中缺乏终极关怀,一切都浸淫着世俗的功利的考量,所以才会有“官本位”、权力崇拜。而这背后其实也就是对现实利益的崇拜。无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一个民族,没有精神的超越性,没有灵魂的高度,就没有思想的深度和意境的高远,这样的文化必定陶养不出伟大的、深邃的、丰富的心灵。

 

在美国,连续6年以上的调查表明,人们钦佩的领导者是这样的人:正直诚实,具有远见卓识,富有感召力并能胜任本职工作。

 

“领导者就是楷模。”(阿尔伯特.施维策)管理学认为,正直被视作是领导者最常见的根本品性。

 

清末科举制度从改革到废除,大约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第二阶段,递减科举取士名额。……第三阶段,废止科举取士制度。

 

我们今天的教育不是要培养什么圣贤,而是要培养具有民主性格的公民。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圣贤意识是与王道意识、救世主意识,与特权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是人治社会的心理基础。翻开“四书五经”,无处不充斥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等级观念,字里行间总离不开对“人治”的推崇和褒扬,其中所隐含的奴性文化,只能使人的思想僵化麻木。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各家各户之间缺乏利益上的联系,因而无法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共识,专制统治者对于农民的盘剥和压榨也正是建立在“农民”这个群体的“一盘散沙”之上的。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专制者,只是有没有机会的问题。一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我中心的倾向,都希望自己一言九鼎,希望自己位高权重,而不是希望被质疑、被抨击、被批评、被否定,这大概是共同的人性,自然,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例外。二是我们中国有漫长的专制主义的传统,我们既没有受过深刻的民主思想的洗礼,更没有真正亲历过民主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的性格基本上是专制性格:独断、专横、听不得反对意见、缺乏包容、为我独尊,有时还会盛气凌人。

 

实事求是的品格是最为重要的。中国人的谦虚,实质上只是一种自我贬抑,一种自虐,就如冬日里街头赤膊的乞丐一样,靠作贱自我来讨赏:这种“谦虚者”差不多都有一种泼皮无赖的禀性,一旦得势,长期受到压抑的情性就会变态地表现出来,从受虐狂而变为虐待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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